余晓华
父亲的衰老是从精神开始的。
父亲是个胖子，乐观是他的标签。五十年代因为没管住嘴被划为“右派”，他不似别人那么沮丧甚至绝望，而是该吃就吃，该睡就睡。被批斗后也嘻嘻哈哈，纯粹的乐天派。母亲去看望他，他反而劝她莫担心。母亲把蒸熟的一斤肉偷偷地塞给他，他带着东西转身出去。过了一会儿他回来，拿着空碗。母亲问他在哪吃的，父亲不好意思挠挠头说在厕所里。母亲眼泪一下子又出来了。父母结婚好几年了，母亲的肚子仍平坦如砥不见动静，外面就有不少风言风语。母亲避开了爷爷奶奶在檐下跟父亲说：胖子，我们离婚吧，我不能让你余家绝后。你另娶一个，把东厢房空给我，今后我给你们带孩子。父亲坚定地摇摇头说：别说傻话啦，孩子将来我们一定会有的。若干年后父亲在叙述这件往事时，看似平淡，但我想他肯定胸中荡起千层漪涟，眼里飘过万丈柔情。他们结婚后的第七个年头，我大哥才呱呱坠地。
父母都特别喜欢男孩子，虽然已经有了三个儿子，但他们仍然嫌少，嫌家里不热闹。七十年代第三个年头深秋的一个黄昏，西厢房终于传来一个孩子雄壮的啼哭，弟弟降生了。这是父母的第四个男孩，也是最后一个孩子。在与死神反复角逐了几个时辰之后，四十岁的母亲带着胜利的微笑疲惫地昏睡了过去。四十五岁的父亲在檐下走来走去，拿着香烟的手有些颤抖，平静的外表在慢慢泄洪。月亮是挂在屋檐上的灯笼，红光洒满庭院。听几批道喜人的脚步渐渐远去，父亲嘴角微微翘起。
父亲经常挂在嘴边唠叨的是他的父亲。祖父的形象在我心中如一张陈年旧照早已模糊，听说祖父平时总爱挑着一担畚箕去外面拾粪，微微塌陷的嘴里在不断蠕动好像在反复地咀嚼着什么。邻人曾好奇地问父亲说，老爷子嘴巴里天天吃什么，是冰糖吗？父亲哭笑不得，只得解释说，只是习惯，老人掉光了牙，咬不动冰糖。祖父与毛主席是老庚，也同年去世。父亲俯下身子对久病的祖父说：爸，毛主席昨天逝世了。祖父的眼皮挣扎了几下，嘴巴动了动，喉咙里似乎在酝酿着什么，但终于没能打开闸门。祖父去世了，内屋响起了一片哭声。五岁的我不懂得悲伤，更不晓得生与死的涵义，邀了几个伙伴在庭院枣树下网蜻蜓。祖父的脸上盖着白布，时间在他身上停止了。几个人把祖父装进黑乎乎的木头盒子里并抬到院子。父亲哭得像个孩子对我说给爷爷磕个头吧！我磕了三个头，站起来却不明白大家为什么那么伤心抹眼泪。打开院门，生者抬着死者，生者给死者让路。祖父要去一个叫做岗咀山的地方远游。
那是我第一次面对亲人死亡，但它的双翼下覆盖的不是恐惧，而是迷惑。
当我明白了生与死的时候，总想着死亡离我还很遥远很遥远，如天上的星辰一样。但母亲的生活突然来了个急刹车，时间的指针停下了脚步。不幸的日子降临令人心碎，那是一九九四年农历七月初五清晨。天空裹了层灰布，树叶儿在热浪蜷里缩着身子，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在屋檐上尖叫。患病半年的母亲蜡黄瘦削的脸没有半点血色，她拉着父亲的手，使劲握了握，又把眼神投向我和弟弟。她张张嘴却说不出半个字，父亲说：你不要担心老三老四的婚事，我会尽心的。母亲点点头，环视了一下旁边的亲人，似乎想努力笑笑，但那笑的肌肉还未漾开，就凝固了，我发现母亲眼里的光芒突然暗了下来。父亲牢牢地盯着母亲，似乎要调动所有的力量在脑海里镌刻住母亲的模样。父亲拿颤抖的手关闭了母亲的两扇心门，然后把脸紧紧地贴着母亲的额头不放。父亲老泪纵横，口里不断喊着母亲的名字，全家哭成一团。平日叽叽喳喳的燕子也似乎懂得悲伤，停了叫声为母亲默哀。那个心恸的时刻，我分明听到一只鸟儿抛下长长的哀鸣从屋顶掠过，自东北向西南飞去。我猜想，那只鸟儿是父亲悲怨之气化成的，从他破碎的胸膛飞出的。
死神是让阎罗摘了泪腺的，没有感情没有眼泪，让人痛恨却又无可奈何。
我常想：其实人与人之间是绝对不公平的，尤其是在时间的分配上。
母亲去世后父亲一下子苍老了。庭院里不再有他爽朗的笑声，曾经雄壮的咳嗽变得压抑低沉沙哑。脸上的皱纹如狂风卷过后的山梁，骤然增加了几道道褶子。他的眼睛失去了往日的神采，常常是盯着井旁的柿树沉思。原来酒量很大的他往往是喝了一杯烧酒就眼泪汪汪，扯起母亲的故事更是不停地摇头叹息，再添半杯就酩酊大醉。有一个下午他不听我们兄弟的劝，硬要挑一担粪水去菜园。他弯腰把扁担扛起，双脚却不听使唤，踉跄了几下，他跌跌撞撞，世界摇摇晃晃。他不吭一声，脸色土灰，哀伤如潮水般漫过浸透了整个身体。
父亲就像只失偶的大雁在灰色的天空里哀鸣。是的，落单的生命更显悲催和孤寂。
送走了母亲，父亲的世界只剩下沉默和孤独。他经常坐在檐下抽烟，有时望着院里枣树下的洗衣池一看就半个小时。他不再像原来一样晚饭后在院内散步，只静静地听收音机里的天气预报。有好几次我看见他抚着门楼的腰门弯着背向巷子里张望，似乎在等待母亲的归来。月光冷冷地照着人间，拣了个空隙把父亲的思念投在土地上无限放大。那时我在乡里的初中教书，每周中途会回家一次。二十刚出头的我忽略了父亲的苦痛，回家的时间太少了。那时的我很傻固执地认为一个失去母亲的年轻人更应得到安慰。那回，我刚从教室出来，他就站在我面前，他是来赶集的，篮子里装着鱼、肉，西红柿和土豆等蔬菜。眼看到中午了，我留他去食堂吃饭，并把在省城读大学弟弟的来信递给了他。他撕开信，才看几句就眼泪滂沱。他用袖子擦擦泪水，侧着脸就走，我怎么也留不住。我知道他爱面子，不愿我的同事和学生看到他的泪痕。他的背影萧索，在校园墙角拐弯处渐渐消失，空气里留下的悲痛如秋风扫过我苍凉的心田。后来我看过弟弟的来信，好像没啥特别的。信打头弟弟说代表几兄弟向辛苦的父亲表示崇高的敬意，是的，他只是说了我们兄弟想说而未能说出口的话，估计是这句话触动了父亲敏感而脆弱的神经。周末我回家时父亲正伏在檐下的桌上给弟写回信，他戴着老花镜写得很专心，写完后显出很轻松的样子。他把信给我并交代要及时邮寄出去，我点头称是，正要进内屋，发现父亲突然把脸转向一边，我知道他又落泪了。他显然又想起了母亲，以前在信的末尾母亲总让父亲捎几句话，而此刻让捎话的人却去了另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，永远不会回来。有几次，到处找不到他，正焦急时他回来了，双脚粘着厚厚的红泥，神情凄然。他一定又去母亲的坟头唠叨了，我想，那一刻他情愿做坟头的一株巴茅与泉下的母亲相守。
院内紫红的枣儿让鸟儿啄落了一地，柿子由青变黄，转眼中秋到了。九四年的中秋节月亮隐在阴云后，后来又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。父亲在檐下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，他说：你们的母亲和我还有心愿未了，老三没成家，老四在读书。你们做哥嫂的不能只顾自己的小家，要记得帮帮两个弟弟……话未完，父亲就哽咽了。大家相顾无言，半桌子的水果留下寂寞的影子，院子里母亲栽下的夹竹桃低头不语，中秋的夜晚是那么漫长，弥漫在心头仍是失去亲人的无穷思念。
父亲在迅速老去，时光裹挟着无边的黑暗和痛苦坍塌在他脸上，眉下耷拉着的臃肿眼袋鼓成灰黑色卧蚕。他强撑的身体无法掩饰精神的颓唐，他如秋天的一片落叶散发着萎靡的气息。
春风吹绿了信江两岸，也吹绿了我家的院子和菜园。椿树的嫩芽绽放枝头，嫩红的芽上布满了细小的绒毛；竹笋挣脱了黑暗的束缚，圆锥形的身体披着淡绿色的嫩衣……
父亲脱去了厚厚的棉衣，扛起锄头去菜园，荒芜了半年的园子似乎在等待故人的归来。我们都不是干农活的能手（他一直在乡政府做普通干部，农活做得少；我们兄弟一直在外读书，田地的活接触不多。地里的活都是母亲做得多），但父亲知道打理好菜园对母亲却是一种缅怀。父亲身子肥壮不便，弯着腰干了一会儿活，累了就抬起头左右看看我们，然后点起一支烟继续做事。过了一阵，他又直起身，拿锄头把顶着下巴休息。锄草，松土，栽秧，浇水，施肥，就这样忙活了十余天，菜畦里秧苗的队伍虽不很整齐，却精神抖擞。
一个人呆坐的时候，父亲也会发愣。短暂的走神之后，父亲马上站起去找事做。他应该记起了母亲的嘱托，必须为两个未成家的儿子做点什么。他苍老的身躯映在老宅檐下，仿佛是古老修辞，而不是新样注解。
空气中的热浪汹涌澎湃，残照的夕阳依然灼人。父亲往往此时穿个破背心，肩上搭条毛巾，挑了担空桶出去，我跟在他后面。出了院门，沿着小巷直走，然后往右拐走过一小段田埂路，就到了池塘边。几个小孩光着屁股在水中扑腾，圈圈涟漪荡起桔红的光向岸边散去。有洗衣的妇女对父亲说：公公挑水啊（父亲辈分高），以后衣服就让我帮你洗。父亲说：几件衣服，我自己能洗。晚辈女人继续说：公公，家里以前多亏了你帮忙，这点小事你莫客气。父亲淡淡笑笑不再言语，把水舀满空桶，不再逞强任由我把水挑回家。园子里，父亲慢慢地浇水。各色蜻蜓在头顶飞来飞去，有的停在丝瓜的黄色花上颤抖着翅膀，透亮的眼睛中映着绿叶的影子。一只绿螳螂在南瓜滕中跳上跳下，静止时偏着脑袋像在倾听什么，细嘴巴里戏耍地叼着头顶触须，一对大刀护在胸前如在祈祷。园子在父亲的精心呵护下茁壮生长，生机又一次走进菜园。
庭院里有了笑声是父亲精神复苏的开端。弟弟毕业后改了行进了公安系统工作，二哥在乡里提拔做了副乡长，大医院医院进修有了调动的迹象，所有的喜讯都在慢慢融化父亲心中坚硬的寒冰。
母亲从生到死用了六十二年，她的老舍与新屋相距不足千米，父亲却用余生一直向她瞭望。从魂不守舍的恍惚到沉静如常的思念，父亲用了十个月，终于在瞭望台筑好了一道堤坝——他在怀念妻子与关爱儿子之间小心翼翼生活，在痛和爱之中极力维护动态平衡。
父亲制订了好些计划，他要给我和弟弟娶亲，托人为我调动工作，再抱一个孙子……他和叔叔滔滔不绝地托出设想。幽暗的檐下，他们哥俩相对而坐，忽明忽暗的烟头红光照着两张苍桑的脸。父亲的雄心跨越了生活的重栅栏，与现实、亲情合缝接轨。
然而他的壮志还未及施展，就被身体的暗疾无情粉碎了。一九九六年的暑假的一个晚上，在檐下乘凉的父亲忽然中风，送到省城抢救，命虽然保住了，脑神经却受伤了，糊涂时智力只相当于十岁孩童。
父亲于是只能呆坐在摇椅上，没有痛苦也没有烦恼。也许上帝见他过得太苦太累，便卸下他的包袱和灵魂，父亲经常做的事便是睡觉和醒来后举着空洞的眼睛茫然地望着一切。
自此，父亲永远和他曾经的嗜好隔绝，也和他的坏脾气、细心思道别。
听收音机、喝烧酒、吃肥肉、抽烟是父亲的酷爱。晚饭后，父亲便捧着红灯牌收音机在院子里踱步听《新闻与报纸摘要》和《天气预报》，有时还把天气状况在日历上记录下来。听戏时则坐在檐下，专注而痴迷，偶尓还用手打着拍子，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。酷暑难耐，井边灌木丛投下的一点浓荫也化解不了高温。蒸酒师在水井旁搭起炉灶，底下是木柴架起的熊熊烈火，锅上是高高的木甑，甑上是装满水的圆锥形铝锅。有一根细长的管子自甑上垂下，管下是父亲挑来装酒的两口瓦缸。每年父亲都要吊两甑酒，约一百斤。吃饭时，我去缸里舀酒。打开沙袋，一种极酽的香味弥漫着屋子，也弥漫了我青少年的记忆。我们吃瘦肉，父亲吃肥肉，尤爱吃五花肉。来了客人，母亲端来了蒸熟的提花肉，父亲把绑着肉的稻杆挑开，肉香和着田野的芬芳一起涌来。让过客人之后，他用筷子叉住肥肉往口里送，轻轻一咬，油就溢满嘴角。饭后，父亲开始抽烟。红红的火柴头擦一擦磷皮，火光一起，父亲便吞云吐雾。点完烟，父亲晃晃火柴梗，熄灭了火，有时不放心还放脚下踩一踩。他吸烟不论好坏，弄到一包好烟则留着慢慢用或招待客人。
父亲的坏脾气和极留心似乎形成了巨大反差，却那么辩证和谐地统一在他身上。
我们读书偷懒、做事不认真时，父亲就会大发雷霆，有时还会动粗。那时他脸拉得长涨得红，青筋爆起，在檐下来来回回走着并用手指着骂。我们低着头，不敢做声。等他气消了，母亲过去劝几句，父亲就不再追究。我十岁生日那天，十八岁的二哥从叔叔家借了一碟盘子出来，过沟坎时他童心大发连蹦带跳过来，结果没站稳手里盘子都摔破了。父亲气坏了，也许联想到二哥的种种不堪（不用心读书，谈恋爱，抽烟），转身抽了棍子就往二哥身上抡。二哥挨了打，身子晃了几下，没动。母亲急了：还不快跑！二哥缓过神来拔脚就跑。父亲追了一段路后恨恨地把棍子扔了，二哥吓得没敢回家吃饭。我和弟弟在外读书时，除了规定的费用外，父亲往往会劝母亲再添壹佰元。父亲说：在家千般好，在外一日难。买书交朋结友都要花费。母亲有点不舍，只想给五十。父亲说：别难为孩子，家里省着点吧。夏日里我们在油灯下做作业，父亲也凑过来看，对弟弟说：老四，这字看不得，跟醉酒的人一样东倒西歪。父亲说过两次后，次年暑假里弟弟就发奋练硬笔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写的字就有模有样了。见蚊虫多，他拿了蒲扇替我们赶。后来有了电扇，就让电扇对着我们吹。有时，帮我们泡两杯麦乳精端过来，眼里涌出绵绵慈爱。
病后的父亲常神智不清胡言乱语。有次他神秘兮兮地对我说：老三，你奶奶还没有吃饭，你送点东西给她吃，她就在西厢房。我说：爸，奶奶都死了二十多年了，你弄错了。他认真地说：乱讲，她刚才还跟我说话呢。另一回，他指着在堂前玩耍的我儿子说：这是谁的孩子？怎么没人管！我爱人说：是你家老三的儿子。他睁大眼睛不高兴说：老三还未结婚，怎么会有孩子？！我家不会出这样的人。父亲的记忆永远停在一九九六年以前，以后的事不在他的记忆之列。
夏天，我扶他去柿树下井旁乘凉。井沿上刻着“八四年孟秋制”，我问父亲那几个字，他扫了一眼，很快就念了出来，并且还和我说了当年迁井的往事。父亲光着膀子，皮肤松弛，上槽牙掉了一半。看着他背上的包又鼓了起来，我说：爸，我帮你挤脂肪瘤。他点点头，我把双手放在他冰凉的背上，用劲一按，米色乳状带惺味的固体物质就射了出来。我记得，小时候在屋檐下二哥这样挤过父亲的背，我和弟弟也挤过，母亲则在旁边笑嘻嘻地看着。
秋天的田野辽阔而空寂，田埂上的小草已经泛黄，树梢筛着夕阳留下长长的影子。我扶着父亲去村旁转转，我穿了夹克，父亲则裹着旧军大衣，头顶稀稀落落的白发凌乱打结。过去十分爱干净的父亲得病后很固执，我们给他洗头，他就发脾气。路上碰到熟人，打了招呼。别人分了一支烟给他，他熟练地接了，拿了打火机就要点火。我伸手就要抢烟，他一抬手躲开，脸上恢复了我儿时见惯的威严。我心情复杂地盯着父亲，他无力咳了几声，淡淡的青烟包围着他，老态龙钟的父亲已无法突围。
父亲第二次中风是在三年后，我赶回家时，父亲己不省人事。他眼睛紧闭，张着嘴巴，口中不停地发出呼呼的响声。几天后父亲溘然长逝，终年七十二岁。临终没有遗言，在我们的呼喊声中，他的眼皮动了动，掉下了两颗泪。
在拆除老家“空心房”的前一天，我们兄弟聚集老屋。老屋已然是风烛残年，院里、檐下长满了杂草，厨房坍陷了半边。晚上我站在檐下仰望星空，蓝色的湖里数不清的星星在洗澡。院里秋虫窃窃私语，树叶索索作响——那是时间的原声。
恍惚中，父母的肖像印在碧蓝的湖面。深夜里，巷里的一声狗吠虽小却足够有力，岁月的回声将重放所有的故事。
清明节，我们几兄弟去给先人上坟。阳光的斑点在林间跳跃，小草挺立着生命的颜色。我们没有了很深的悲伤，唯默默在他们另一个“屋檐”下烧纸钱点烛爇香摆鲜花。是的，这里是我们生命的源头。尽管时间是腐蚀剂，可以让鲜活变成腐烂，让熟悉变得陌生，让热烈变得冷淡。但每次我们只要来这里呆上一会儿，就会感到他们仍在我们身边，仿佛不曾走开过。